千万千万不能忘了这一部 -

重拾那部充满荒诞色彩的戏剧创作，时光的沉淀让这部作品呈现出全新的层次。最初将其视为值得推荐的佳作，而今在岁月流转中，那些看似随意的笔触竟暗藏乡村戏剧的深层隐喻，如同在喧闹的市井中窥见了文化的褶皱。

如今回望，这部于2017年引发热议却鲜有人关注的影片，其深刻的史观洞察愈发凸显。影片以1982年农村集体化改革为叙事基石，通过"奎疯子"这一极具符号意义的村民形象，构建起一幅动荡时代的众生相。当一粒花生悄然蜕变成为改变命运的子弹，这个地处偏远的山村竟成为折射时代裂变的绝佳镜像。导演以极具张力的艺术手法，将个体精神异化的轨迹与集体变革的阵痛交织呈现，让观众在荒诞与现实的边界中，窥见历史进程的深层逻辑。

奎疯子承包了九亩半土地，年复一年地在田间播撒花生种子。这片土地对村民而言堪称宝地，花生既是珍贵的粮食来源，更是唯一的经济作物，能够提炼成食用油。然而这位村民却与众不同，他收获的花生从不用于食用或榨油，而是径直撒回田垄。即便这些花生足以养活数户人家，他仍坚持让它们在泥土中腐烂，只为阻止他人采摘。

某人独占良田，致使本应惠及众人的财富白白流失。不仅如此，他更阻挠他人收割花生。他频繁前往油坊制造事端，每当目睹铲子翻动花生、使其散落，耳边便充斥着"叮叮当当"的弹壳声。他内心激荡着一场关于花生的保卫战——这些花生既非私产，亦非个人所得，而是属于集体的财产。集体资源，怎可被分割、被私有？

那个年代的农村，集体所有制下的土地由全村共同耕作，花生也需集体收储。彼时的奎生尚是奎生，作为民兵连连长守护着这片赖以生存的花生地。某个饥饿的黄昏，年幼的女儿在田埂边偷摘花生充饥，却被奎生当场逮住。面对孩子天真的举动，他严厉要求归还果实，可女儿固执地吞咽下花生，最终因呛咳窒息而亡。那颗被愤怒驱使的花生，成了贯穿他余生的魔咒，也让他在记忆与现实的撕裂中，逐渐迷失成众人眼中的疯子。

奎生陷入困境，然而有人却另辟蹊径地看待此事——这难道不是一件值得称道的好事？女儿偷食集体储备粮，父亲却毅然决然地选择牺牲自己，这般无私的举动，这般崇高的觉悟，令人肃然起敬。村长敏锐地捕捉到这一契机，将奎生推向前台，在上级领导面前精心打造一个大公无私的典范形象，意图借此让本村的救济粮发放计划顺利推进。

全村人的期待，最终都聚焦在他身上。奎生被迫接受现实，他捧着大红花站在众人面前，讲述自己如何抓到偷花生的女儿。乡亲们的掌声如雷般响起，每一阵掌声都像是铁锤般敲打着奎生的神经。站在台上的他，情绪逐渐失控，口中喊着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”，竟在众人目光中疯跑过绿意盎然的花生田。他不知道自己在追寻什么，只是举起右手，仿佛在向这片土地宣誓忠诚。从此，他被永远钉在那个时代的十字架上。那个时代用最粗暴的方式重塑着集体意识——偷花生是可耻的，但镇压小偷却是正义的；挨饿是丑陋的，但大义灭亲却值得颂扬。曾经有血有肉的男人，如今只剩下一具被时代异化的躯壳。一颗花生，何以成为压垮一个灵魂的重担？但它绝不仅仅是一颗花生，而是某种更深层的象征。

路老鹤在村中的地位远比村长更为稳固。故事的开篇有一个颇具深意的细节：每逢乡亲们前来用磨榨机加工花生油，需按斤支付相应的费用。恰逢春节临近，老鹤思忖着为乡亲们减轻负担，决定每斤花生少收五分钱。然而，他的妻子却对此不满，轻轻甩了他一记耳光，又投以意味深长的眼神，轻声提醒："快过年了"。最终每斤花生油的价格悄然下调了七分，这一细微调整暗含着权力与温情的微妙平衡。

乡亲们的生活质量与老鹤的决策息息相关。对于广大村民而言，往往会选择追随能够提供更多实际利益的一方。因此，当村长要求村民们认真排演节目时，他的策略是强调这是一项政治任务——因为公社和县级领导将亲临现场，而出色的表演不仅关乎政治表现，还能获得相应的经济奖励。为确保任务顺利推进，村长主张将权力下沉至基层，同时确保资金及时到位，以激发村民的积极性。

在两位权威人物的压制下，村民们惶恐不安，立场摇摆不定。当众人反对疯子独占九亩半土地时，他们突然转而要求民主决策，主张通过投票解决分歧。然而村长冷冷回应——所谓'先民主后集中'，不过是让反对者先沉默。只要有人喧哗要求分配九亩半土地，他便先行集中处理。

民主投票的提议再次被敷衍地搁置。作为剧团核心负责人，路老鹤掌握着举足轻重的决策权。凭借对成员去留的绝对掌控，他坚持启用早已预定的演员名单，甚至让一位缺乏演唱功底的戏子出演《打金枝》的男主角。奎疯子之子树满虽相貌俊朗、嗓音出众、演技精湛，却因被路老鹤逐出戏班而心生怨怼。

村长虽欲为树满几句求情，众人却异口同声地站到了老鹤"民主"的一边。毕竟老鹤手中掌握着全村榨油事务的生杀大权，从花生的配给数量到出油标准，从结算金额到具体操作流程，所有关键决策都牢牢掌握在他一人之手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唯一可行的选择便是聚焦于老鹤的要害部位。

他们深感忧虑，担心本该归属自己的土地最终仍会被人剥夺。更令人心寒的是，连微薄的七分钱优惠也可能不复存在。在权力与利益交织的操控下，他们失去了自主选择的权利，无法自由表达真实的情感，甚至在集体活动中被剥夺了话语权。这种被支配的恐惧如影随形，渗透在生活的每个角落。然而，这部《村戏》却将现实扭曲成荒诞的舞台——原本计划在年末上演的《打金枝》直到电影落幕都未曾搬上台面，而奎疯子却在最后的锣鼓声中演绎了一出《钟馗打鬼》。戏剧究竟意味着什么？对于年轻人而言，它是脱离贫困、通往县剧团的希望之光。树满坚持让小芬出演《打金枝》，坚信这能助她走出穷山沟获得商品粮。而在路老鹤眼中，戏剧不过是他谋取利益的筹码，其排演与否、形式如何，都与那九亩半土地紧密相连。戏剧也暗含政治意味，村长将分地与年节庆典强行绑定，宣称领导想要让分地过程显得圆满而喜庆，于是要求所有人共同参与戏剧演出，无论土地分配的公平与否，都将被裹上节日的外衣。这种看似热闹的场面，实则是权力游戏的伪装。当奎疯子逐渐恢复理智，开始与人正常交流，老鹤却担心他会破坏既定计划，于是设下圈套。他假意邀请奎疯子加入戏班，以表演《钟馗打鬼》作为试探。在村长办公室内，老鹤用筷子敲击出节奏，试图将奎疯子的肢体动作与眼神重新训练成表演规范。然而，他始终不愿放弃控制，最终在奎疯子耳边说出最骇人的一句话："钟馗打鬼，打的不是鬼，打的是自己的闺女死了之后，脸上抹黑。"

奎疯子如愿以偿，再次陷入疯狂。若《打金枝》是展现家庭伦理的圆满戏码，那么《钟馗打鬼》则呈现出惩恶扬善的正义图景。两部戏剧中，角色皆因冤屈而亡，皆在混沌的幽冥世界执着于追寻公道。《村戏》中这两场演出不过引子，真正上演的却是人间百态。村长不断催促乡亲们排练，领导视察的承诺始终未兑现，这场由权力主导的戏码里，观众与操盘者早已暗中就位。

这种潜移默化的意识形态，虽然看似虚无缥缈，却始终如影随形地审视着那个时代、那个村庄。它早已渗透至人们的生活肌理，在无形中构建起严密的监控网络，以制度化的规则约束着日常行为。于是人们不自觉地进入角色，精准把握着情绪的起伏节奏——何时该怒吼，何时需欢呼，何时应与集体步伐共振。而那些拒绝被剧本裹挟的个体，如奎生、疯妈或古伦木，往往被视为时代剧目中的弃子。他们被判定为'废料'，并非源于疯狂本身，而是因未能达到某种预设的癫狂程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