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场艳遇背后的真相 -

两周前，一位名叫麦哈兰·卡里米·纳赛里的伊朗男子不幸去世，享年77岁。尽管他的名字或许你未曾耳闻，但以他为原型的豆瓣Top250电影《幸福终点站》，你很可能看过。

《幸福终点站》中汤姆·汉克斯饰演的男主维克多，其原型是现实中遭遇惊人境遇的纳赛里。1988年8月，这位43岁的男子在入境英国时因证件遗失被遣返至巴黎戴高乐机场，自此陷入长达18年的困境。根据当地政策，他既无法搭乘航班离开，也无法入境法国，只能在机场内等待命运的转机。尽管影片以喜剧形式呈现，但维克多最终在机场中迎来了通往幸福的终点。

电影中男主角与空姐邂逅并最终平安回国的情节，现实中却从未出现过。纳赛里的人生轨迹却因一场意外困陷在机场，他被困长达十八年，直至2006年因病被转移，却始终未能重返故土，直至生命终结。如今重提这段经历，不仅源于纳赛里离世的悲剧，更因执导该片的导演Paul Berczeller所言：‘他的噩梦，正是我们这个充满孤独、流离失所与虚幻感的时代的缩影。’

人生不过短短数十年，纳赛里却因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，将近四分之一的光阴困于无尽的等待中。当等待成为生存的唯一意义，而终点如同雾里看花般模糊难辨，这种处境又将带来怎样的心境？世人无法窥探他的内心世界，但从外在表现来看，他仿佛已被困于精神的牢笼，与现实脱节。

这一说法，也得到过机场医务人员证实，图源｜纪录片《戴高乐机场的阿尔弗雷德爵士》当他在1999年拿到证件重获自由，他拒绝签收，并待在机场那张红色长椅上迎接千禧年的到来，一如过去被困的十年。原因实在叫人费解。他坚持自己出生在瑞典，是英国人，名叫阿尔弗雷德·麦哈兰，而证件上那个伊朗人不是他，他不能签收不属于他的证件。可看看纳赛里的脸，哪里像英国人呢？

纳赛里彻底抛弃了过往，决绝地选择了以全新身份在机场困守于此。然而最初他并非如此，恰似《幸福终点站》中那位临时在机场定居的男主角，他曾怀抱希望认为目的地就在前方不远处。

他的困境不过是一张通行纸的遗失。数年前，他曾数次踏入联合国高级难民署大厅，最终争取到一张被《日内瓦协定》认可的难民证件，并随后获得英国领事馆盖戳的旅行许可。纳赛里清楚地知道，身份并非凭空消失，证件的遗失也难掩其存在的事实——这正是他始终抱持希望的原因。在等待官方回复的日子里，他默默积攒着微薄的资金，为下一次飞往英国的旅程做准备。这份乐观，也源于机场工作人员的善意举动：他们为他提供餐券以保障基本温饱，将适合的工作分配给他。直到滞留三个多月后的某天，护照核查处主动邀请他协助翻译，与伊朗乘客沟通。这份临时工的报酬，恰好够他购置一张重返英国的机票。

纳赛里再次启程，以为入境英国的关卡这次会为他开放，但事态发展远比他以为的复杂。纳赛里好像被遗忘了。在戴高乐机场之外，没人记得曾有一个伊朗男人因证件丢失被困机场。他的问题就在那里，一动不动。纳赛里等待三个月，等来的却是又一次遣返。但这次挫折，没有折毁他逃离困状的决心，他向人权律师克里斯蒂安·波尔戈特去信，开始了抗争力度更大的新一轮自救。结果如何？故事到此就来到了1999年，耗费十年时间，那张象征着自由却更像是枷锁的证件，才辗转来到纳赛里手中。律师、传媒、机场工作人员......曾挂心过纳赛里遭遇的人都为此雀跃，但纳赛里本人，却异常平静，无动于衷。走到机场门外，却又折返那十年间，一定有什么改变了他。

过去，要在戴高乐机场寻觅纳赛里并非难事。他常驻于一号航站楼底层的红色长椅，时而阅读报纸创作，时而接受媒体采访，如同机场内一道不变的风景线。

站在他所在的位置俯瞰，一座银色的自动扶梯蜿蜒延伸至候机厅，人们踏上去奔赴各自的旅程，期待着飞机将他们送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。然而对于纳赛里而言，这些航班却始终只能将他空载送回戴高乐机场，仿佛他的命运被永远困在了这片起降的区域。

纳赛里最初计划前往英国，原因有二：一方面，他曾赴英国留学，怀有重返校园继续深造的期待；另一方面则是更为私密的动机，他渴望在那里寻找生母的踪迹。然而，这段轨迹在某次意外事件发生后戛然而止。在遭遇机场滞留之前，他享受着优渥的生活条件。1945年，他出生于伊朗一座重要的石油城市，父亲是当地石油公司的医生，收入稳定。他的六个兄姐则分别从事牙医、电视台与广播电台工作，以及化学研究，皆为享有优渥生活条件的社会精英。若无意外，纳赛里的人生轨迹本也应沿着这条精英路线发展。他在伊朗最顶尖的大学攻读心理学，对政治与哲学领域有着深入的思考与成熟的见解。

命运的转折点出现在他27岁之际。1972年，纳赛里的父亲因病离世，不久后母亲向他透露生母另有其人，并将他驱逐出家族。为追寻生母，他筹措资金前往英国求学。正是这一年间经历的一件小事，悄然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。当时伊朗社会对专制统治的抗议声此起彼伏，作为流亡群体的一员，纳赛里亦深陷其中。两年后，在归国途中他被萨瓦克（由CIA支持建立的秘密警察组织）拘捕，遭囚禁于阴暗的地牢达三个月之久。外界对其受刑细节无从得知，但他在自传《空港浮生记》中提及反复梦见电击、睾丸坠重物、开水灌肠等酷刑，或可作为某种隐喻。家人最终通过支付赎金换回了他的自由，却在他看来实则是将他视为负担，因"一个坐牢的儿子是对家庭名誉的亵渎"。他们出钱，只为抹去这道阴影；而另外的代价，更是他伊朗人的身份。被驱逐出境后，祖国不再承认他，家族拒绝接纳他，他沦为无国籍的流浪者。但这些说法的真实性仍存疑。导演Paul Berczeller曾与纳赛里的亲属接触，获知另种版本：母亲坚称未曾驱逐儿子，家庭成员亦表示曾在机场寻他，但始终遭其冷眼相待。真相永远无法确知，然而纳赛里早已将自己定义为被遗弃者，如同一艘失去舵手的孤舟，他唯一可能停泊的港湾只剩那个或许已不在人世的英国生母。这或许解释了为何在随后十年间，他逐渐丧失对自由的渴望。43岁被困机场时，他的生命已过大半；99年重新获得证件时，英国的学业已然中断，生母可能早已去世。人生失去方向的他，最终选择将锚抛向机场。"My destination is not clear yet, to where I will leave from here." 图源｜纪录片《这里到那里》然而令人唏嘘的并非他放弃自由，而是——为何将他困于此地的牢笼，竟成为他唯一可栖身的港湾？正如前述，纳赛里的一生始终被官僚体系和偶然事件所摆布。在机场受困前，因被伊朗驱逐，他曾在全球漂泊多年，试图寻找安身之所。但每一扇门都对他紧闭。而后的自由争取之路，更是被一个荒诞的规定阻拦：法律要求证件必须由当事人亲自领取。但问题在于，无证件的纳赛里无法离开机场，属于非法入境。即便明知无法到场，相关机构仍死守规则，拒绝邮寄证件或是律师代领。这本应是简单的程序问题，却因官员惧怕追责与僵化的官僚作风，迫使纳赛里在机场滞留多年。

在滞留机场的期间，纳赛里因身份存疑多次遭遇警方拘捕。某次仅因短暂离开航站楼，在机场内一家旅馆的走廊借宿，便被羁押近两月之久。这段牢狱之灾中的一次意外事件，或许成为他日后彻底放弃自由意志的关键转折点——一位与他同样无辜的囚犯在狱中自缢，而他们皆因固执的守法态度沦为体制的牺牲品。对于多数人而言，世界充满了无限可能；然而对纳赛里而言，每一次离开机场的尝试都伴随着难以预知的危险。唯有坐在机场长椅上的时刻，他才能获得片刻安宁。除机场工作人员提供的餐券与工作机会外，来自全球各地的明信片持续抵达，甚至在采访结束后，络绎不绝的记者也会将报酬留存在他身边。

他清楚地计划着，明天清晨五点半三十分准时起身，用法式早餐开启崭新的一天，随后将有一整个上午的时间用于收听新闻与记录日记。若下午未有访客前来，那便是他独享的阅读时光。

《幸福终点站》还原纳赛里的生活细节：买完早餐会绅士地付给店员小费没有别处的生活，会比在机场更好了。或许有人会说，纳赛里是逃避现实的懦夫，他被困的人生毫无意义。我不想如此果断地去定义他的选择。对不确定的恐惧，我们并不陌生。尤其在这场已历时三年的疫情里，我们的生活因不确定而失序，甚至连周末出游这类微小事务，都不敢提前计划。纳赛里更是如此。别忘了，当他滞留机场时，伊朗还未从八年两伊战争中脱身。直到如今他已离世，他的祖国仍旧动荡不止、民不聊生。生活在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性中，一丁点可把握的确定都显得极为珍贵。不可能有什么计划的没工作，没打算，没未来

伊拉克难民青年，图源来自《锵锵行天下》节目。纳赛里始终紧紧攥住那些命运。对于这类充满人性光辉的故事，旁观者往往不自觉地幻想着圆满的结局，正如无数受纳赛里故事启发的电影创作者，皆在银幕上为他构建震撼人心的奥斯卡经典叙事。

在现实的重压下，难民的抗争往往无法如电影般华丽展开。纳赛里或许从未踏入过银幕的光影世界，他的反抗并非源于逃离，而是在于选择驻守原地，以沉默的坚守，完成他对现实最微弱却坚定的叩问。